现代城市灾难结构与心理反应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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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灾 难结构与心理反应特点

【原文出处】心理科学

【原刊期号】20061

【原刊页号】181～184，123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复旦大学“金苗”文科科研推进计划项目(项目批号：03JM018)。

【作 者】吴国宏/刘丝纬/张莹/胡其图

【作者简介】刘丝纬，张莹，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上海，200433）；0 }# S! m  e4 N8 M4 ^     胡其图，内蒙古医学院公共卫生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59）

【内容提要】城市灾 难在给现代城市带来巨大破坏和影响的同时，对人们心理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本文分析了现代城市灾 难的结构、阶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群体心理特征，以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城市危机案例为佐证，说明了心理干预在灾 难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3点启示：(1)政 * 府部门要建立一套权威信息预警、发布机制；(2)增强民众素质，减少盲目从众心理；(3)重视社会力量在心理干预中的作用。

【关 键 词】灾 难/心理反应/应对

【正 文】 7 ]  R; `6 F# r# I6 G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随时都面临着灾 难与危机侵袭的可能。这些业已发生或潜在的灾 难有些可能是局部性的，如公共交通、电力、供水等系统故障暂时造成城市局部的瘫痪；有些可能影响整个城市或更为广大的地区，如2004年末发生的印尼海啸使整个东南亚地区遭受影响，甚至波及到印度洋另一头的马达加斯加岛；有些突发灾 难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如地震、洪水或SARS、禽流感等疾病的爆发；有的则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等。当然，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忽略诸如网络黑客袭击事件和**引起的骚乱等无形的危机形式的存在。毋庸置疑，无论哪种形式的灾 难或危机，都会给城市的经济生产、人民生活和公共安全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如何预防灾 难的发生，以及一旦危机出现如何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尽快消除不利影响，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使城市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已成为当今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M* _2 D( K2 _4 y: {     如果我们对各种灾 难做心理学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无关的危机和灾 难事件之间实际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Leach(1994)认为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身陷灾 难之中而生活饱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行为之中。这些行为是受物理环境、生理和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论在哪种形式的危机或灾 难之中，我们总能找到同样的行为模式一再发生。本文就当前学界对危机结构的分类加以整理，对各种城市灾 难的心理反应和应对规律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城市危机心理应对的策略和政 * 府可能采用的有效措施。. Z( U5 T8 x# l8 O/ p& S* o+ U: n0 v     1　灾 难危机的结构   J+ [* z6 N+ G0 s/ r  ]    要对危机进行干预，就必须了解危机的结构。检索近年来有关灾 难的研究报告发现，学者们开始以一种更为系统和科学的方法去探求和归类各种灾 难和危机的结构。Leach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大致的归类研究方法。一是把灾 难分成结构分明的几个部分。如Barton(1969)提出灾 难可以在范围、预备性、速度和影响持续的时间这四个维度上做出区分。范围(scope)即事件所波及的地理区域及其带来的人身和财产破坏程度，这两者均会对灾 难中的人带来心理冲击；预备性(preparedness)指灾 难发生前对灾 难的预期和准备，以及灾 难发生后能否对其进行有效的反应；灾 难速度(speed of disaster)是指灾 难发生是突然的、渐进的还是积累已久的；最后一个维度，即影响持续时间(duration of impact)则是指灾 难的长度，即危机是一个急性事件还是一个长期的、包含多次反复的过程。例如，地震的余震，就是灾 难渐次震荡反复的过程。从心理学角度分析，Barton所列的四个维度并非完全分离，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灾 难速度和持续时间无疑会影响个人及社会对其的准备，灾 难发生越是缓慢，个人和社会对其采取行动，防灾减灾的时间就越充分。& `. X6 J( L# |6 p. Y     Barton没有涉及到的重要一点是灾 难的人为性，即灾 难是属于天灾还是人祸。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一维度考虑进去就会发现，灾 难更多的是人为错误或疏忽的结果，因此，它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会呈下降的趋势。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对灾 难的控制水平就会有显著提高。Gleser, Green和Winget(1981)对灾 难的划分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不是从灾 难本身，而是从它对人们心理和行为影响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划分出六个维度，分别是：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程度；个人感觉到被剥夺的程度；受害者受伤害的时间长度；地理转移的人数；某一群体受影响的人数比例；灾 难的原因，即它是由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 t: D( _; D  ~% t7 E1 }% |    第二种划分是从动态的角度进行的。采取这一角度划分的最早的一个模型是由Tyhurst(1951)提出的，他把灾 难的过程分成互相重叠的三个部分，即灾 难发生阶段，灾 难后的恢复阶段和创伤后阶段。此后，许多学者提出了灾 难的动态模型，它们都大同小异，只是在术语上有所区别。Leach(1994)对此做出总结，认为灾 难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1)灾 难前阶段，包括威胁和警告两个时期。当灾 难发生的可能性较高时，即进入威胁期；当危险临近，灾 难随时可能发生时，就进入警告期；(2)灾 难发生阶段；(3)恢复阶段；(4)拯救阶段；(5)创伤后阶段。 - w7 S" J! E/ {, F- s    2　人们在灾 难中的心理反应及其应对5 x; K" C0 s( f     对于灾 难中人们行为和心理的研究揭示了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人们在灾 难中的行为和心理反应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而并不是像通常想象的那么杂乱无章。第二，这一模式在各种灾 难中是共通的，例如，地震中人们的反应往往和火灾或地铁事故中十分相似。这意味着，人们在灾 难中的行为和心理是可以预测和研究的，这些研究的成果对于城市灾 难危机应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应于灾 难的动态划分，人们在灾 难各阶段的心理反应如下。  A( o' q' R* M7 i7 t( X     2. 1　灾 难前阶段 ( `6 [# f0 q0 `- M# N# l8 g7 U3 f" c( m    有的灾 难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有的在发生前会有讯号发出，这些讯号可能很明显，也可能很微弱，不易察知，这就是灾 难前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是威胁期，人们普遍感到灾 难可能发生，存在威胁。例如，河流水位上涨达到了警戒线；或者接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胁警告。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人们在这一时期的普遍反应是不作为。虽然意识到有可能出事故却极少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更倾向于忽视这种危险的存在。导致这种行为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是否认。Slovic和Fischoff(1980)的一项研究表明，公众对各种灾 难发生可能性的估计要比实际的发生率低。人们总是认为灾 难离自己很遥远，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比如，虽然许多人都认识到自己周围的环境有发生火灾的危险，但极少有人会自愿购买消防器具。Festinger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态度与行为不统一的现象，就像一个人虽然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却仍然吸烟一样。当一个人的态度与行为不统一时，会引起内心的不安。为了消除这种不安，人们可能采取三种办法：寻求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行为；寻求证据来否定自己所不采取的行为；否认威胁的存在。灾 难前阶段人们对威胁的否认，就是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特征。毫无疑问，否认威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威胁真的不存在了，这种心理导致的不作为在很多时候就为灾 难的发生埋下了导火索，是十分有害的。 * ]5 j: V- [. w' B8 r% s# f    灾 难前阶段的第二个时期是警告期。此时灾 难发生的征兆已经极为明显，灾 难可能随时爆发。如，河堤已经决口，洪水开始涌入。与威胁阶段相反，这一时期人们的行为特征是过度作为。广州地区市民在“非典”爆发早期的反应就是最好的写照。然而，这一过激反应非但于事无补，有时甚至适得其反。Fritz和Marks(1954)的一项研究指出，在龙卷风袭击前1分钟接到警报的家庭比早已接到警报和根本没有接到警报的家庭所受的损失都要大。这说明人们在危险即将到来前常常会做出一些不适当的举动，它们不仅不能降低危险，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 ) ]# E1 U( E- e9 n# f% R    灾 难前阶段的心理特征告诉我们，在灾 难发生前，我们应该让人们对灾 难有所预备。具体而言，平时就应该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政 * 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派发灾 难应对手册等措施让市民了解各种灾 难的危害，做到防患未然。当灾 难即将爆发时，应及时发出警报，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很多人在灾 难到来之前会有惊慌失措的表现或过度作为，所以警报不仅要告诉人们危险的存在，更要指示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在危急关头发出权威的指示，可以大大减少伤亡和损失。 - }) t* x9 q. P! X, T# ?4 m    2. 2　灾 难发生阶段 4 n& B  q7 E/ B& J% S    灾 难发生时人们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但仔细辨认可以发现，行为模式不外乎三种。国外的研究表明，大约10％～20％的人可以保持相对的冷静；75％的人会被灾 难时超负荷的感官信息惊呆，他们的思维和推理能力都极大受损，经常以一种自动化的模式行动；余下的约10％-15％的人，不仅失去自救的能力，甚至还会做出种种不利于生存的事来，如肌肉僵硬不能活动、哭泣、尖叫等等。在人们的反应中，有一些心理反应是比较普遍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 d6 J0 t6 v8 p$ l' L7 M' U, |$ l# E    2. 2. 1　恐惧) b  q, z7 B8 s5 s! d0 ]- y0 c     恐惧虽然是一种本能的适应性心理反应，但我们不能忽视其破坏性。当一个人被恐怖笼罩时，可能会丧失理智和判断力，做出一些自我毁灭行为。恐惧中的人只能固着于一种逃生途径而不考虑其他可能。例如，火灾中一些人会从几十层的高楼上跳下来，而没有注意到旁边就有一条安全的走火通道。造成恐惧的原因有二：一是封闭的空间，即所有的逃生通道都已关闭，而危险却逐渐扩大和逼近。2005年1月25日，在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发生朝圣者踩踏事件造成300多人罹难，其原因便是神庙附近一家商店发生火灾，而出事地点道路狭窄出口不畅，人群又过分拥挤，从而引起人们的恐慌而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恐惧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即传染性。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和心理具有从众特征。当群体中有人出现恐惧反应，如四处奔逃、尖声呼喊时，这种反应会迅速扩散，造成更大规模的恐慌。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是潜在危险的不明确。在“非典”爆发初期，一些地区出现了抢购大米、粮油等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是由于信息缺乏所造成的过度反应。人们知道自己的身边出现疫***情，却没有权威机构对疫***情大小、范围做出说明，街头巷尾充斥的都是些对事实夸张和神秘化的谣言，自然会使不明就里的公众产生恐惧。2 w/ D" _' w6 @     传播学的认知连贯论认为，人们在获得信息后愿意接受与原先认知相和谐的信息，也就是有思维惯性从众心理。当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时，民众就会受到各种传言的暗示，从而丧失基本理性的判断，在社会学上这也被称为“群体极化现象”。比如对疫***情的恐惧或思维倾向会在集体环境的传递中被放大，造成集体恐慌氛围。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手机、电脑网络的出现和普及更加强化了这种现象。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2003年对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广州五大城市调查后发现，有超过40％被调查居民不是从媒体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最先知道非典有关信息的。其中在公开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开来的广州有近60％的被访问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信息的。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听别人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面对这一突发灾 难性事件，有如此众多的市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这一事关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中*央政 * 府正式公开非典疫***情报道前，流言满天，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北京、广州等地出现的抢购风潮等就是最明显的佐证。* b- _4 p# s3 @; w. k, V     2. 2. 2　否认和不作为 ( Z; I  E& c7 y. }/ c) k" {9 x9 h0 z    “否认”是人们面临挫折、灾 难、死亡等应激事件时最常用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将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从心理上加以否定，以减轻心理上的痛苦和焦虑感。“否认”也是最原始简单的心理防卫机制，但它不能完全否定问题的存在，而只能使人们减少对这些问题的注意。用躲避问题代替面对问题，实际上妨碍了人对问题的适应性，导致了消极主义的心理和不作为，无论是在灾 难中的哪一个时期这都是极不可取的反应。Festinger认为，否认来源于人们消除自己行为与态度不统一带来的内心不安的需要，他们总是会去寻找信息以支持自己的行为。 ; [: P: A2 s- c, U    2. 2. 3　过度活跃 . L$ c. ^+ q2 ~. ^, g    与否认和不作为相反，有些人在灾 难中会表现得过度活跃，其特征是高度活跃的行为和滔滔不绝的言语。他们的行为往往是不恰当且无效的，并且常常从一件工作转换到另一件工作；他们有很多建议和想法，却不容异己。这些人虽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危害性很大，因为他们常常会被误认为是一群人的领导而被其他人所仿效，而其专横又使得许多更有建设性的提议遭到否决。$ t. Z2 n! B) w& f     2. 2. 4　替罪羊+ Z( o1 S9 R) w     当本·拉登被确认为“9·11事件”的头号嫌犯后，美国各地骚扰、袭击、恐吓阿拉伯裔和信奉伊斯兰教教徒的犯罪活动剧增，一些狂徒焚烧、捣毁清真寺和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社会心理学认为，挫折引起侵犯感，攻击是挫折行为反应的一种形式。攻击行为可能由于不能直接施加在报复对象身上而转向其他替代物，即采取所谓找“替罪羊”的形式来发泄心中的仇恨，这是一种不理智的冲动行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引起新的矛盾。% s% p. S( i( a. O     2. 3　灾 难后——恢复、拯救和创伤后阶段 % I8 Y- [" Y  j) w) j/ R    灾 难后阶段是进行心理救助的合适阶段，此时受害者已经脱离危险，但心理上受到了灾 难的强烈冲击。灾 难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普遍的，但程度却因人而异，有的人通过自身的调整，很快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而有的人却可能从此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下，需要得到心理上的救助。一般来说，需要心理援助的对象来自三个层面：一是遇难者家属；二是旁观者(包括幸存者、目击者)；三是外围人群(包括官员、记者、遇难者同事，以及通过媒体间接体验到灾 难冲击的一类人)。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灾 难后出现的心理问题逐渐开始重视，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性的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具体来说包括恐惧症、强迫症、疑病症、适应障碍、急性应激障碍(ASD)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其中患有PTSD心理疾病的人有以下一些特征。 7 v# Y9 T* I% m, |    通过梦魇、入侵式的回忆或事件将灾 难中发生的感觉再次并反复重历；对外部世界反应麻木，表现为与他人疏远，对重大活动丧失兴趣，克制自己的情绪反应等；出现一些创伤前不存在的症状，如睡眠障碍、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高度警惕或夸张的惊吓反应等。“9·11”袭击对美国人来说已经成为刻骨铭心的事件。大约800万美国人报告自己因为“9·11”而感到抑郁或焦虑，8个月后，纽约很多学龄儿童仍在做噩梦，7％的美国人说他们曾因为“9·11”去找过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同样多的人因为恐怖袭击而服用处方药物，这比袭击事件发生前要高出许多。而据CNN和《时代》最新**调查显示，多数民众认为“9·11事件”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相信美国能再回到以前的正常情况。至今仍有近30％的美国成 人每天都会想到“9·11”当天发生的恐怖袭击；35％的民众每周会好几次想到；27％的人每月会好几次想到。只有6％的成 人表示“几乎从未想到此事”。68％的美国人认为“9·11事件”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56％的人认为生活尚未恢复正常。54％的人认为，生活永不会恢复正常。只有4％的人认为生活终将恢复正常。“9·11事件”发生后，在美国联邦紧急事件处理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纽约州紧急事件处理办公室以及纽约州精神卫生中心开始处理灾后的心理救援工作，它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热线电话等手段对广大民众进行了普遍的大范围的精神卫生服务宣传，这项工作被命名为**工程。在全纽约州，大约有近十万人免费接受了这种公众的教育宣传，但其中还是有8％的人群被确定患上了急性应激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 V* x* e) h& \: d- F( g    3　城市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 # @7 f! H& f& R, H- s* t& _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城市灾 难危机频发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在为灾 难的破坏扼腕叹息的同时，更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从近年来国内外的城市危机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成功应对的例子，也看到了措施不当的地方。这些宝贵的教训，以及前人对危机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d8 Y( s2 `3 w# ]: }    3. 1　启示1：政 * 府部门要建立一套权威信息预警、发布机制。 & a' p( C5 Z% U' F8 w  j    从传播学来说，在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从而产生群体恐慌心理。当谣言迅速蔓延和传播的时候，控制谣言的方法不外有两个：一是控制谣言散*布的渠道。但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和传播通道的提速，要完全截断谣言的传播渠道是不可能的。所以平息谣言的最好办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还是由政 * 府部门公布事实，发布权威信息。政 * 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多、越准确，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 * 府威信。* Q8 Q: }# x9 i: _0 ?     例如在非典时期，大致从2003年2月8日开始，一条有关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渐渐在市民中流传开来，并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转播形式迅速传播。由于病因不明，某些境外媒体猜疑为禽流感甚至是炭疽病毒。传言迅速蔓延，并在数十小时里引发广州城市生态发生微妙变化，药店的抗病毒药板蓝根供不应求，商店的白醋被抢购一空。此后短短一周之内，广东部分地区的非典型肺炎，就已演化成席卷众多省市的全国性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月12日又发生了盐米抢购风，但广州市政 * 府连夜召集相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媒体进行紧急辟谣，各大报刊和电视媒介不断播放政 * 府公开信息，同时对不法商贩进行严查和严惩。由于措施到位，24小时之内就平息了抢购盐米风波。 # t+ f3 @5 {( A0 d# y. z" @    又如“9·11事件”之后，美国又遭遇炭疽粉末邮件的莫名恐慌。美国政 * 府方面都在第一时间发布关于炭疽粉末邮件的信息。他们当然也考虑到带来的“负面因素”，但让更多人知情，就意味着更多人因有所预防而免于伤害。有关专家据此分析，一个具备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的政 * 府，在流言出现之初就应利用媒体建立与公众的信息通道，定期发布各种公众需求的信息，建立一套权威信息预警、发布机制，以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这比危机发生再对人们的负面心理进行干预要有效得多。) d& M* X0 _) m# ~. p: |5 T+ [     但不应忽略的是，媒体的作用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有调查显示，非典时期权威信息的发布，一方面确实使原来处于恐慌的人群逐渐恢复了理性，另一方面却也使原来不甚关心的人群陷入了高度焦虑和紧张，反而造成了心理负担，甚至有强迫症状的出现。如何对这些人群加以心理引导和干预也是我们应予高度重视的。 5 J) I6 B8 y  |; W4 K2 N    3. 2　启示2：增强民众素质，减少盲目从众心理。 5 q( r1 n/ E2 k  m    一场并不像谣言夸张得那么严重的病情，竟然在广州、深圳等诸多现代化城市中引发一场风波，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国民深思：一个城市的现代化，首要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其基本标志就是尊重常识和理性。民众首先应树立正确的媒介观、信息观。正确选择信息，判断真伪，对各种传播方式，应该有辨析能力。要相信媒体和政 * 府部门的权威消息，及时消除谣言。其次，建议政 * 府要对公务员以及其他国民进行危机应对培训，增强民众危机防范意识。每一个公民也要学会面对危机，理性而负责，冷静而主动，具备现代人基本的文化、政-治素质。同时，也要借鉴学习国外政 * 府及企业的危机处理手法。 ( M: a3 N  f- t! u1 }, Q4 W    突发性灾 难降临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和镇定，进行自救和互救，才能使更多的人得以逃生。如果现场发生骚乱，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逃命，不顾他人，必然会造成更大的灾 难。在“9·11事件”中死亡人数比预计的要少得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灾 难面前人们表现出良好的公民素质，出色的组织疏散能力和消防措施。联想到发生在我国洛阳东都商厦大火，北京密云惨剧，如果当时人们能够稍微冷静一点，也许惨剧就可以避免。两相对照，我们不得不尊重当面对频发地震的日本人镇定安静地相互搀扶，以及纽约人面对“9·11灾 难”时从容而冷静地重整家园。9 b8 a$ E+ X& b. O9 F0 T     3. 3　启示3：社会力量在心理干预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H& ^3 d; H* a; I3 q     危机越大，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程度也越大。应对的根本是全社会动员起来，在政 * 府的领导下积极落实各种措施。重大危机应对人才的培养工作在全世界都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也已经开始危机干预人员的培训工作，对从事危机干预的专业人员(如精神卫生工作者、心理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非专业人员(如相应的政 * 府部门成员、参与危机处理的其他工作人员、志愿者等)都应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培训。预计到2005年，我国重大灾害后干预试点地区受灾人群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比例将达20％，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将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目前，精神科医生在我国仅有不到一万五千名，而在这些医生中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三分之一，相对于平均每年2亿以上受到各种危机事件影响的人群，能直接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 [6 S4 }  v# N9 K, d     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同样都经历了SARS的磨难，但我们发现在应对SARS危机方面却有太多的不同。在香港，除了特区政 * 府的积极应对，更多的则是许多民间团体与普通市民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并肩作战，他们走街串巷，为百姓排忧解难，缓和人们心中的恐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观内地，我们看到政 * 府仍采用传统的行政动员方式，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众的有力支持。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原有的以单位为主的组织体系已经难以做到全面控制社会资源，而新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这次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政 * 府与社会公众对行政动员的过度依赖，政 * 府缺少更多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这导致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现代政 * 府的社会职能处在弱化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借助社会的力量。" ?. d, w/ r. ^) I: k: @" V+ p     总而言之，现代城市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无论是灾 难中的受害者，还是灾 难的救助人员和旁观者，心灵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的当前和后续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干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对危机的研究以及心理干预的机制已经得到迅速的培育和发展，但对比发达国家还远远不够，心理学家还有许多工作可以进行，为防灾和减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0 ^% q8 s* ?$ B5 j/ g" l" `6 y     [1]John Leach. Survival Psych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 u" v2 G! D- h  {( V& q    [2]Barton, A. H. Communities in Disaster: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ollective Stress Situations.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 l( @4 H9 x. E: B5 E" H     [3]Gleaer, E. C. Green, B. L. & Winget. C. Prolonged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Disaster: A Study of Buffalo Creek.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s( l  J& A' }! K6 A; F     [4]Tyhurst, J. S. Individual reactions to community disast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sychiatric phenomen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51, 107: 764-769 ! s5 U0 R+ B2 q6 m6 @9 h+ p    [5]Slovic, P. & Fischoff, B.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In: Risk and Chance, Dowie, J. & Lefrere, P. ( Eds) .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e1 K% V5 \     [6]Festinger, L.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U8 I3 P$ T$ J7 ^2 ^: E. o     [7]Fritz, C. & Marks, E. The NORC studies of human behaviour in disaste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54, 10(3): 26-41 5 Y5 \( ]3 i! G$ s    [8]南京舆情所：2002年非典调查，2003 * e% H. M9 G# B, l/ `0 {    [4]重大灾 难期待心理危机干预. 北京科技报，2004年12月03日 . l0 f* |5 F: t    [5]唐绿意. “9·11”恐怖袭击严重影响美国人的心理健康. 光明日报，2003年1月17日